大学还能教年轻人什么？

发布时间：2026-08-31 00:18:06 来源：迎头赶上网 作者：百科

　　暑假即将结束，大学转眼又到了开学的教年日子。每逢开学季，轻人我们总会被各所高校的大学“开学演讲”刷屏。来自不同大学、教年不同专业的轻人老师，都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学时刻，给即将迈入大学的教年年轻人一些关于学习、成长和生活的轻人建议。

　　今年，大学对大学的教年讨论似乎来得更早，也更密集。轻人从高招季开始，大学“高分考生放弃985选警校”“暑期‘高大衔接班’”等新闻就不断引发讨论。教年人们关心专业怎么选，轻人大学怎么读，也关心四年之后，一个年轻人将面对怎样的未来。

　　过去几年，周刊做过一系列与大学有关的封面报道。2024年的“大学里，如何成人”一期，讨论了大学生晚熟、大学高中化等现象。当时我们写道：“本科教育的任务是，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，让他们了解自我，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，毕业时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人。但现实是，面对一代正在发生变化的年轻人，大学似乎越来越力不从心；与此同时，大学自身所处的环境也在迅速改变。”

　　如今，大学围墙外的环境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专业的冷热在变化，就业市场在变化，AI正在重新定义知识和技能的价值。当知识的权威开始逐渐消解，一个年轻人花四年时间，应该在大学里学到什么？或者说，如今的大学，还能怎样帮助学生“成人”？

　　也正是这些问题，让我和同事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，多次来到广州美术学院，观察一节名叫“方法与实践”的课程……

把学生推向社会，能激发他们的感受吗？

　　大学课堂里，老师即使讲得手舞足蹈，学生们也齐刷刷低着头，避免任何对视。艺术类院校本该是拥有最敏锐时代嗅觉的地方，在广美院长范勃看来，似乎也面临着人才“一培养，即落后”的普遍性大学困境。

　　当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作用被AI冲击，大学，在今天还能带给年轻人什么？

　　广场上的课堂

　　彩色灯光闪烁，喇叭震得人心慌，这大概是我见过最奇怪的课堂。

　　2026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广州市长洲岛的孙中山纪念广场上，我正和广州美术学院（简称“广美”）的几位师生一起上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。站在我身边、戴着棒球帽和黑框眼镜、文绉绉地摇晃着双臂的人叫段志鹏，他是这节课的授课教师。一个30多岁的男性跟随着广场舞者的节奏摇摆，这景象有些少见。如果舞者们知道他是一位博士后，正在带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们上课，估计就会更惊诧了。远处拿着相机，边踩鼓点边拍照的是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四个女同学。今晚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为了完成一次和广场舞人群有关的调研。广场这个略显凌乱又热情澎湃的地方，此刻正是她们的社会调研现场。

　　这门课名叫“方法与实践”，是广美在2024年启动的本科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。按照改革的思路，学校打破一年级原有的课程框架，重新设计了一组面向所有专业的“大通识课”。“方法与实践”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门——它不局限于具体的专业知识，而是要求学生离开校园，走向社会现场，与真实世界的不同人群产生互动。

　　无论是对广美的老师，还是对18岁考来这里的懵懵懂懂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都突然有一种被一股脑儿从教室里轰走的感觉。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外，就是社会。隔开社会与校园的物理边界近在眼前，可是走向真实的社会现场时，这种心理上的距离，恐怕比想象中远得多。

　　从老师和学生的视角来看，也不知道是谁大手一挥，定下了这样“宏伟”的目标——这意味着，在6周的课程时间里，全年级1800余名不同专业的新生，都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组展开调研，奔向遍及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现场。这些18岁的大一新生来自全国各地，多数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。今天的年轻人晚熟已经是全球现象——“谁还不是个宝宝呢？”这一下子刚刚学着独立生活，就要被扔进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社区、乡村、厂矿企业等社会场景，还要跟各种人打交道，年轻人有种“怕什么就来什么”的惶恐。

　　我眼前的这个“广场舞小组”，来过中山纪念广场很多次。学生们对领舞做过三四轮访谈，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生涩。今晚再来，她们是为最终作品补拍照片的。下午课堂汇报的时候，段志鹏提出要和她们一起来现场看看，我顺势跟了过来。

段志鹏（左一）和“广场舞小组”的同学们在调研现场合影留念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此前，我不止一次设想过田野实践课的样子，但不管怎么想，总归有一个“课”的框架摆在那儿，只是场景从校内转向校外。师生或许会一起去和调研对象交谈？或许老师会传授一些拍摄纪录片的技巧？

　　但事实是，我和段志鹏在嘈杂的乐声和蚊子的包围下聊了半个多小时，学生们才坐着出租车赶到，她们只和老师点头打了个招呼，就消失在舞蹈人群中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收到信息，说去广场东侧一个舞队后方集合，那是她们长期观察的队伍。于是，在他们赶着拍摄的当口，段志鹏站在队伍尾端，放下手里的矿泉水瓶，举起双臂，踩上鼓点跳了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过去的几周里，女孩们也经常站在这儿，和他们的调研对象共舞，最久的一次跳了两个小时，然后在第二天醒来时，真正体验到了调研对象口中“身体酸痛”的感觉。

　　没有安排，没有预演，也没有讲授，一度让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寻常夏日傍晚的朋友聚会。舞动的人群，竞赛式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音乐，学生们跑前跑后，围着舞队转圈的劲头，都让人几乎要融入他们之中。在一种和谐互助的氛围中，不知是谁给大家送来了冰水，段志鹏还在不停问着，谁需要驱蚊液？

工业设计学院的学生在小洲村，了解老年人的社交生活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只有两个时刻，让我觉得自己依然身处某个课堂中。一次是一位同学在拍照时突然发问：“你们觉得这些照片做成像素海报的形式会不会更好？”其他人边跳舞边给他支招。而另一次是我发现角落里的段志鹏虽然没回应，但一直在观察：观察学生们拍摄、和领舞的女士交谈，也观察他们跟着节奏跳舞，观察他们对彼此发问。

　　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课？以往，我也见过一些大学里的社会调研，但通常发生在高年级，也有更明确的专业教学指向，比如社会学、历史学的田野考察，或者是工科专业的社会实践。有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，有的是为了帮即将毕业的学生更好地完成职业衔接，但这种面向大一新生的、不分专业地把学生扔到社会现场去做调研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尤其是考虑到它的规模和成本——近2000名学生，调动60位教师做小班辅导，学校给每个人都买了外出保险，还报销交通费——也让我更加好奇，为什么要在大学安排这样一门课？

　　不过，这些问题在那个夜晚多少有点不合时宜。

　　晚上10点左右，跳舞的人们慢慢散了，广场又安静下来。学生们和段志鹏随便找了个石凳坐下，他们没再多谈调研项目和作品，而是聊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一个女孩抱怨自己在学生会里的挫败经历，“一开始还想着可以去多认识一些人，但进去了就发现自己是在‘打白工’”；另一个女孩自然地接过话头，吐槽某节课的授课教师，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；还有一个女孩突然把话题岔开，讲起班里一个同学的八卦，“他这种人居然有女朋友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　　石凳上坐不下，段志鹏干脆盘坐在学生们对面的地上，仰头听讲，师生双方形成了一个与教学身份相反的高度差。女生们饶有兴味地讲，他安静地听，偶尔也讲几句自己读书时的经历。蝉鸣阵阵，吹来了一点晚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样的教育场景，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了。

“方法与实践”结课展筹备期间，老师和学生一起布置展厅（张志韬 摄）

　　学生个人经验的消失

　　毕竟，大多数时候，学生都很沉默。

　　如果有机会走进近几年的大学课堂，“安静”几乎会是你的第一印象。几百人的大教室，老师讲得手舞足蹈，学生却齐刷刷地低着头，或躲在电脑屏幕后面，两者间整节课都没有一次对视。下课布置作业时，学生们主要关心的是字数要求、打分情况、怎么排名。

　　这些当然不算是新鲜事，甚至有不少老师已经接受了学生的新状态。浙江一所高校的老师就曾告诉我，他在学生间做过调查，他们虽然上课不抬头，但并不意味着没在学习，相反，他们是在一边听讲，一边查阅材料、搜集文献。还有一位常年给大一学生上课的老师，综合了近几年学生的课堂表现后，认为比起上几届学生，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更难对老师产生信任，所以教师要更加认真地对待“第一口奶”， “扶上马再送一程”。

视觉传达系的学生在广船（原广州造船厂员工宿舍）社区调研，采访退休的船厂职工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但是，无论哪个老师都不能否认，面对沉默的学生时，会有种像与一堵厚墙对视般的挫败感。就像一位老师描述的那样，“他们可能上完一整年学，都说不出老师和同学的名字”。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，让教学环境也变得和以往不同，这些都让教育者忧虑。

　　段志鹏也是被这种状态引向广美的。他作为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，正在做教育方面的人类学研究。在一次专业工作坊上，他认识了广美的教师陈丹，后来陈丹向他谈起课堂上青年人的状态和学校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，引起他很大的共鸣。

　　陈丹是1987年出生的人，如果只是用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验去理解现在的学生，其实难度很大。她对年轻人的了解，源于这些年与一届届学生的具体接触。当疑似用AI写的作业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感受到作为教师的进一步挑战。那是2025年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她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选择一个与自己有联结的食物，通过介绍它来讲述自己。按照陈丹的预设和过往教学经验，学生将会写下一些非常“个人化”的回应。人和人感兴趣的食物千差万别，食物给人带来的感受、情绪和经验更是复杂，这会是个很有趣的创作角度。但在课程展示环节，陈丹却发现了不对劲：每篇作业都用了很大篇幅去介绍食物的来源，对食物的知识也讲得很详细，但到了讲故事的部分，谈食物与个体之间的感性联结的时候，文章就一笔带过了。

建筑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正在完成自己的“水果摊调研”作业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这让陈丹很意外。2018年来广美任教后，她一直在教“艺术与人类学”。还记得第一堂课时，一个学生就坐在离讲台不远的地方，整节课低着头画画。为了把学生带进课堂，她开始尽可能以自己的“高度投入”带动他们，也把人类学的方法融进教学，引导他们从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出发。像这次讲述人与食物关系的作业，就是其中一种尝试。

　　但这次的作业，让她隐隐感觉到，问题已经不是向老师敷衍作业那么简单，那个本该出现在作业里的“我”不见了。学生们在对他人筑起高墙的同时，似乎也将自我封进了墙里面。

　　带着困惑，陈丹决定去找学生们谈谈。她发现，与其说问题出在AI，倒不如说学生那儿有一种长期习得的模式——他们不知该不该，以及该如何展示“个人经验”。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向她回忆起自己初入大学校园时的感受：刚刚结束紧张的高考，走进大学，习惯了严谨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，还不知道这里的老师到底“要什么”，所以只能沿用过往的标准，写一个信息完备、格式标准、符合字数要求的东西交上去，哪怕它与自己无关。

　　2026年“方法与实践”结课展现场，课程责任教授陈晓阳写下的展览导言被手写在一张白色帆布上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何况，“自我”又究竟是什么？那是个说不清楚也极少被触碰的问题。老师们发现，尽管学生们会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地吐槽和表态，但他们对更具体的“我的生活”好像并没多大兴趣。谈到过去，他们说不出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，大量的回忆发生在高考前的“大画班”，每天重复画画和写字，和上千学生一起为高分冲刺。谈到未来，他们最常用的词是“迷茫”和“焦虑”，找不到工作的焦虑，艺术和造型技巧被AI取代的焦虑，似乎也让人无暇思考更多。

　　在这样高强度竞争和重复训练的生活模式中，学生对自我和周遭的兴趣也渐渐被磨钝了，他们像自我保护似的，把那些青年人的敏感、迷茫和纷乱思绪隔离在外，越来越习惯问“需要我做什么”，而不是“我想要做什么”。

　　国画系的教师黄业达是个“90后”，就住在学校附近，不上课的时候也常来系里看看学生情况。他有一天晚上路过画室，见几个大一新生正在练字，但当时他们上的课并没有专业训练的作业要求，他心生好奇，坐下和学生们聊了起来。谈了一会儿，学生们才对他说，别的学校的同学已经在写作品了，不知道自己现在上的课有什么用，感觉很焦虑。“那你们练书法、出作品是为了什么？”面对老师的提问，学生给出的答案既让人惊讶，又在情理之中：投稿、参展，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。

广美书法系的学生们在一位老人家里，听他讲述用废纸皮作画的故事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“他们看起来很现实，好像对自己专业的理解，就是为了投展、进协会。好像很早就弄懂了一整套游戏规则，然后很快就内化了这套规则……”同是广美毕业生，也做过独立艺术家的黄业达既理解学生的处境，也有几分无奈。“但是，进协会的意义是什么？只是为了涨点工资，或是开个培训班？”那天聊到最后，他和学生都沉默了。

　　大学能教学生拥有情感和感受吗？

　　我是在“方法与实践”课的教师培训讲座上遇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涂渊的。那天，学校请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来分享对青年学生的观察，工作日的下午，讲厅里涌进了四五十个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。林小英谈起一位学生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困境：“技术变革越来越快，作为一个文科生，我似乎占尽了一切‘劣势’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但在社会上、校园里，我又深刻地被很多信息影响着，我需要和同伴竞争、需要绩点、需要保研、需要找到好工作、需要满足父母的期待……”听着这些话，涂渊在台下频频点头。

　　“学生们有‘脆皮’的一面，但教育者也要意识到，他们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压力”，涂渊也常常感受到学生状态的变化。他是“70后”，学教育学出身，虽然不从事一线艺术教学，但在学校20多年的教学管理工作经验让他觉得，近些年学生的好奇心、创造力确实变弱了。从入口端来看，入学前相对刻板的画室培训，确实让学生在具体的创作技巧上达到了不错的水准，但也让他们内化了某种流水线式的创作方法。进入大学后，过于细分的专业，又让他们飞快地被限定，“他都还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学绘画的、学雕塑的，或学建筑的，一下子被这个东西钳制住了”。

广州美术学院教务部部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涂渊（张雷 摄）

　　可是，很多艺术创作中的观念和情感，都不是只靠技法就能解决的。学生创作中的自我感受、问题意识都变得薄弱了，到了毕业创作阶段，他们就更习惯于反复描摹自己的“小世界”：小猫、小娃娃、自己的房间，情感越发单薄。

　　“天天画静物、画头像，画到最后，你的画想表达什么？”广美的院长范勃是位跨媒体艺术家，在当代艺术界很有影响力。范勃今年整60岁，在广美工作了30年。走在校园里，身材高大的他常穿一身黑衣，戴银色边框眼镜，眼神灼灼，很有艺术家气息。他是学油画出身，后来也做装置、跨媒介艺术。但最近几年，尤其是2022年接任院长后，困扰范勃的已不再只是创作上的问题，而是学院、教师和学生带来的挑战。在面向新生的“校长课”上，他提出“学院何为”“艺术何为”“艺术家何为”的问题。

　　可是从意识到问题，到推动全校师生去改革，这中间的实施难度并不小。从2024年开始实施的大通识课程改革，一下子牵涉近2000名学生。而且就算院长有这个魄力，具体的课程教什么、怎么教，教师怎么统一认识、要解决学生什么问题……有太多未知，困扰着大家。

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（张雷 摄）

　　但是从范勃的角度来看，改变是一种趋势。

　　每年开学后，学校的领导班子会和各年级、各专业的学生代表共进午餐，顺便做一点小研讨。一次午餐时，一位大四的学生向范勃反映问题：“我在不同的学院里选了两门设计课，但这两门课除了名字不一样，授课内容几乎是一样的。”

　　范勃很清楚这些问题。这几年，一些国内外领先的大机构发布了面向高中生的招聘计划，尤其是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类企业。这些新闻让范勃很不好受：“这说明这些用人单位不相信大学教育能培养符合市场要求的人才，我们一培养，即落后，这样的教育，不改革怎么办？”而他40多年来在天津美院、广州美院、中央美院都接受过教育，艺术类院校本该是拥有最敏锐时代嗅觉的地方。

“方法与实践”结课展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展厅里，不同学院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来参观（张雷 摄）

　　范勃在种种困惑中，也回忆起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探索经历。他学油画出身，上世纪90年代就在艺术界崭露头角，但是他逐渐放弃了“架上艺术”，总希望更多地介入社会，用多种媒体和创作材料体现时代。2016年，在一次调研中，他和学生共同走访了30多户盲人家庭，“跟人家一聊，我们作为艺术家的很多设想一下子显得特别单薄。后来我们干脆不提问题了，就听他们讲自己的生命经验、信仰、情绪……很多事情也就在这些讲述中慢慢浮现出来”。

　　回到工作室后，范勃从在盲人家庭收集的各种带有盲文的文本中受到启发——盲人在随机选择的彩色印刷纸张上的书写，让他看到了“时代景观在两个世界的交汇”。后来，这些材料也形成了他的《世界3》等一系列作品。艺术与社会互动，才有真实的生命力。

　　范勃希望学生能明白，“单纯的绘画只是工具，是媒介，是表达个人思想立场的一种介质。脱离思想与问题意识，媒介可以成为工艺、奇观、技术演示，但难以成为具有精神维度的艺术”。作为院长，他还肩负着更好解决学生就业的责任。哪怕不考虑艺术表现，只从就业角度来看，如果美术学院成了培养艺术匠人的“工厂模式”，学生们的出路也不乐观。

中国画学院的学生正在完成作业（张雷 摄）

　　这也指向一个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的问题：大学教育到底能给学生带来什么？

　　如果说学生需要切入社会，那首先就得了解社会、融入社会。要成长为一个艺术家，还得用自己的情感去激发这些储备，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，那学生首先就得是一个感情充盈的人。可是今天的大学教育，能让那些因之前残酷的学业压力而变得沉默、似乎没有感受的年轻人，重新被激起感受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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